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内涵、特征及其促成要素
“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产物,它是对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阶层只占小部分、被统治阶层占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转型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的形象描述。所谓“橄榄型”，就是类似橄榄球的形状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型”社会结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大多数、中间阶层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收入极高者和低收入者都相对较少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社会现代化在阶层结构上的反映，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在“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主导地位。据经合组织统计，近年来以发达经济体为主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平均为61%。中等收入群体是处于社会阶层的中间层次、收入处于中等及以上水平的群体。划分中等收入阶层一般以中位收入75%～200%来计算。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私营部门业主、企业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医疗文化行业的专家学者与技工、公共部门领导与职工构成，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白领或高级蓝领工作、重视生活质量与消费品质。
从高收入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的规律来看，促进“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的决定性要素主要包括自由经营权普及化、劳动就业权充分化、公共服务权均等化、高等教育权全面化四个方面。
一是自由经营权普及化。自由经营权的普及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高收入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通过不断地放松规制、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等措施放松市场准入，鼓励各类创业企业、中小微企业、自营业者进行自由经营与市场竞争，其结果是产权的普及化、根据股权与经营利润分红的经营者与企业家群体、职业经理群体、管理者群体扩大化，这是中等收入阶层得以持续壮大的根本原因。例如英国新注册企业数由2000年的225600个上升为2018年的664974个；从新注册企业密度看，高收入国家每万人的新注册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33.2个上升为2018年的47个，而低收入国家每万人的新注册企业数量2018年仅为3.7个。
二是劳动就业权充分化。充分就业是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核心，其目的是形成与现代产业结构相适应的现代就业结构，使国民在体面劳动中获得有尊严的收入。现代产业结构的形成从收入较低的农业部门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低到5%以下开始，制造业、服务业相继占据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随着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导致中高层次收入的岗位不断产生，由更高生产效率、更优产品质量、更佳服务品质决定的劳动收入也稳步提升，从而使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职员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据了就业队伍的主体地位。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来看，高收入国家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8%下降为2019年的1.2%、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26.2%下降为2018年的22.7%,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65.9%上升为2017年的70.1%；从按产业类型划分的就业构成看，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适应产业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例如日本农业就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5.1%下降为2019年的3.4%、工业就业比重由2000年的31.4%下降为2019年的24.2%、服务业就业比重则由2000年的63.5%上升为2019年的72.4%。
三是公共服务权均等化。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完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公民的公共服务权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高收入国家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现代国家通过所得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税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再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使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覆盖群体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群体，这也是防止中等收入阶层因为各种市场风险跌落到低收入阶层的重要保障措施。例如，高收入国家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9.5%上升为2018年的12.5%，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4.7%～5.4%左右。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使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部门队伍不断壮大，客观上也使公共部门雇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高等教育权全面化。现代产业结构的发展实质是技术进步、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结果，这也必然要求教育结构的高级化。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学历社会”的形成，“所谓学历社会，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学历来决定的社会，即以学历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机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人力资本质量是决定收入高低的核心因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全面覆盖使各社会群体普遍拥有了较高人力资本，也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具有了成为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的潜力与可能。一个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与该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以上可以显著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从高等教育粗入学率来看，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65.5%上升为2019年的79.2%，其中，韩国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91.7%上升为2019年的98.4%，美国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80.6%上升为2019年的87.9%，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72.3%上升为2019年的116%。从劳动力人口占同等教育程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来看，美国劳动力人口占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9年为73.1%、英国为84.5%，而中等教育程度这一比重则仅分别为57.4%、74.8%，显示受过高等教育者更容易获得就业岗位。
总之，一个国家迈向高收入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扩大与占据主体地位，是产权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公共服务结构与社会保障结构、教育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是“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因而，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必须与经济现代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相适应，大力促进自由经营、发展市场主体，完善职业结构、促进充分就业，强化公共服务、促进公平正义，发展高等教育、投资人力资本，通过人人可以办企业、人人拥有就业岗位、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人人享有高等教育来达到整个社会财富的均衡分布与经营权、劳动权、保障权、教育权的平等享有，从而形成稳定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
二、共同富裕政策在“橄榄型”社会结构发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致力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与“橄榄型”分配结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度扩大，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正在快速形成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9.4%，人数约为4.1亿人。
我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各种措施，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公共政策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政策，大力发展市场主体，日益增多的企业主与企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通过股权经营、参股分红等方式提高了收入水平，这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重要基础。从法人单位数看，我国按主要行业分的法人单位数总计由2005年的5647823个增长为2020年的29389255个；2020年按地区和控股情况分企业法人单位数总计为25055456个。我国市场主体2012年为5500万户，2021年12月增加到1.5亿户多，9年时间增加近1亿市场主体。在全国居民人均收入中，经营净收入稳步增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经营净收入由2013年的3434.7元上升到2020年的5306.8元。
二是促进就业创业，实施充分就业政策。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加快推进。我国以生产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4.7%下降为2019年的7.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47.7%下降为2019年的38.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4.6%上升为2019年的54.3%。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50%下降为2019年的24.7%，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2.5%上升为2019年的28.2%，第三产业就业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27.5%上升为2019年的47.1%。我国传统的农民占很大比重的社会结构向工人、服务业从业者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公共服务政策。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不断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网和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而且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扩增起到了重要的兜底和支撑作用。从卫生总费用来看，政府卫生支出从2000年的709.52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21941.9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0年的15.47%上升为2020年的30.4%；社会卫生支出从2000年的1171.94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30273.67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0年的25.55%上升为2020年的41.94%；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从2000年的2705.17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19959.43亿元,而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58.98%下降为2020年的27.65%。从社会保险情况来看，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从2000年末的13617.4万人上升为2020年的99864.9万人；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来看，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由2000年的2115.5亿元上升为2020年的54656.5亿元。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使全国居民的转移净收入不断增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转移净收入由2013年的3042.1元上升到2020年的6173.2元。
四是投资人力资本，发展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孵化器”，中等收入群体大都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学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党和政府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致力于建设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使人人具有人力资本，使更多的人有条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员。我国普通本专科的在校学生人数由2000年的556.1万人上升为2020年的3285.3万人，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由2000年的95万人上升为2020年的797.2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由2000年的301239人上升为2020年的3139598人,高等教育(18～22周岁)毛入学率由2000年的12.5%上升为2020年的54.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由2000年的2562.6亿元上升为2019年的40046.6亿元，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重由2000年的约66.58%上升为2019年的约79.81%。
总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市场主体发展政策、充分就业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等共同富裕政策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育“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综合运用共同富裕政策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形成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战略安排，建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期目标是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这就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约为7亿人左右，基本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长期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就要求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以上，约为10亿人左右，全面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基本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综合运用市场主体发展政策、充分就业政策、公共服务与社会分配政策、公共教育政策等共同富裕政策。
一是要进一步实施以自由经营权普及为核心的市场主体发展政策。市场主体不仅是生产产品、满足需求、进行市场竞争与市场开拓的主体，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体和主力军，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培育的主体。新注册企业密度(每1万个15～64岁劳动人口中新注册企业数量)是衡量市场主体发育程度的国际通行指标，2018年新西兰新注册企业密度为178.4个/万人、英国为156.5个/万人、澳大利亚为144.7个/万人、新加坡为100.1个/万人，而我国同期约为55.2个/万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大力发展市场主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的载体还有广阔的空间。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新开放条件下发展壮大市场主体的重要抓手。要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深化分级分类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减少各类资质资格许可事项；要实施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建设有限政府，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与经营自主权，防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与排除竞争的行为；要围绕市场主体的需求来制定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之前，要认真调研、了解、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特别是涉及整个行业的重要政策，要将听取该行业头部企业意见、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作为重要的决策前置条件，没有充分听取市场主体意见的政策不应随意出台；建议创设公共政策市场主体听证会的重要政策制定机制，将涉企政策议程设置前、起草前、实施前听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意见制度化、程序化与规范化；要维护公平准入的市场环境，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坚持政府扶持公平原则，推进政府信息全方位公开透明，加大对政府内部规则的适当约束，加强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劳动监察力度；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创业，优化创业扶持措施，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简化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管理模式。
二是要进一步实施以提升体面劳动收入为核心的充分就业政策。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就业稳定度，实现有尊严的就业和收入好的就业，完善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加强劳动工资监管和劳资关系执法，慎重出台紧缩性政策，尤其要防止政策性的大规模、集中式、行业式的裁员出现；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以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覆盖全国的就业服务网络；要将提高最低工资、健全职工福利与减免企业税收的优惠措施结合起来，鼓励企业健全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要进一步打破在人才运用上的各种歧视与不公平现象，废除妨碍公平就业的各种政策规定，消除户籍歧视、年龄歧视、“第一学历”歧视、体制歧视、性别歧视，完善公职人员公正招考机制和企业人才公平竞争选择机制，畅通人力资本平行流动与向上流动的通道，建立人力资源征信机制，完善对人才流动的公共服务机制。要稳步提高教育科技部门职业收入水平，打击各种工资拖欠行为。通过推动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来培植中等收入群体，加强对中小城市扩大就业的扶持措施，鼓励优质企业在中小城市布局，改变大企业、大集团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局面，采取税收与财政优惠政策鼓励新经济新业态、互联网+物流电商旅游健康等产业在中小城市发展，吸引大学生、研究生逐步向中小城市发展，同时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向中小城市集中；在大型特大型城市要致力于扩大与高层次就业相关的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先进智能制造业、现代科学技术服务业、创意产业与文化演艺产业，同时落实以知识增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带动大量中等收入群体就业岗位的产生。
三是要进一步实施以保障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从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综合运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税收、社会分配等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也是防止中间阶层“塌陷”“M型”社会出现的重要方法。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要建立国家保险、商业保险与个人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高质量、全覆盖、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医联体建设、普及以三级甲等医院为代表的优质医疗单位，加快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至维持生存水平，加快发展公租房、长租房，使城乡公租房和长租房覆盖城乡居民1/4以上。从社会分配政策来看，要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核心，进一步缩小劳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与群体收入差距，通过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式规范引导初次分配，通过完善劳资集体谈判制度来提高劳动报酬与福利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完善累进所得税、垄断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房地产税制度来健全社会再分配体系，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方式来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使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于203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鼓励高收入群体积极投身慈善公益事业，完善减免税与税收抵免制度，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要增强公共服务政策与社会分配政策的有效性，就要有针对性地出台措施，提高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这些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重点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就要健全常住地公共服务体系，把农民工、新就业大学生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之中，特别是要将他们纳入公租房保障与公积金制度之中，同时要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与岗位培训体系。针对灵活就业群体也要采取措施向中等收入群体引导，要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如职业伤害保险、长租房制度，等等。要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落实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兑现农民的集体建设性用地收益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财政对农村公益服务事业的投入力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是要进一步实施以人人享有创富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政策。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普及脑力劳动与智慧劳动，使人人拥有创富的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目标。马克思指出：“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国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要客观地看到，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还比较小，严重地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进程。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是2.183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4.1178亿人的比重仅为15.47%。要进一步提升全体国民的教育层次与水平，逐步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至12年以上，这是维持低收入人群向中等收入人口发展的社会上升流动机制、培养掌握现代社会职业技能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推进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全覆盖，稳步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2035年提升至75%以上，到2050年提升至95%以上；为此，要进一步放松对高等教育的市场准入，引入国际一流高等教育资本、社会民间教育资本发展优质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完善高质量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国际国内一流大学占全部大学比重到50%以上；对在职的没有进行过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职工也要畅通高等教育学习渠道，提供接受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再教育机会，特别是在智能制造、幼儿教育、家政养老、社区服务等领域的职工，要加大职业教育培训与学历教育的融合力度，提供有针对性的在职或短期脱产的高等职业教育，授予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两种证书，使更多职工发展为知识型与技能型并重的复合型人力资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