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最为根本的，就是要理解其哲学基础，这一哲学基础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根本上面对的是“哲学问题”

　　一种科学体系是否具有哲学上的原创性贡献，其前提要看它面对的是否一个“哲学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具有问题意识。他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最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所解决的问题很多，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就是运用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问题，从根本上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谋划。

　　这一“哲学问题”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呈现的“重点突破—全面发展—系统谋划”的历史演进逻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由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使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实践上相对注重“重点突破”，即相对注重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2007年左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把“全面协调可持续”突出出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重点突破基础上，把“全面发展”问题突出出来。

　　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注重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以系统为基础的战略谋划。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是“划时代”，在于它具有转折性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需从系统上进行“整体设计”或“战略谋划”，其中蕴含的就是系统性、战略性、辩证性。这种以系统为基础作出的整体设计或战略谋划，是哲学上的谋划，是哲学问题。它首先抓住新时代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决定大国成为强国的根本要素；再对根本要素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一步对这些根本要素的系统性、整体性进行战略谋划，使之形成合理的结构并发挥合力作用，从而解决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蕴含的根本性、系统性、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解答上述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

　　 二、解决哲学意义上的问题形成新的“哲学观”

　　解决上述哲学意义上的问题需从哲学层面进行，这就是以系统为基础作出战略谋划，由此便形成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这样一种哲学观。习近平治国理政善于运用哲学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基于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形成发展起来的，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一，新的历史方位具有战略意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面的是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这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 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样的新时代具有“系统性”“战略性”意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具有“战略意蕴”的大变局。具有战略意蕴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需要战略思维来系统思考，需要战略辩证法来系统谋划，需要战略定力来系统实现。

　　 第二，解答的时代课题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答的时代课题，聚焦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三大时代课题都属于战略性课题，需要从系统上战略上破解。

　　 第三，回答的根本问题属于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国家“强不强”、世界“太平不太平”、政党“硬不硬”、马克思主义如何具有“生机活力”等五大根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从系统上进行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中国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国家“强不强”的问题，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世界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世界“太平不太平”的问题，实质是为世界谋大同；人民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的问题，实质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时代之问从根本上就是解决党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问题，实质是要首先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解决上述问题从根本上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说服力，其实质就是要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五大历史意义，就分别是解决人民生活“美好不美好”、国家“强不强”、马克思主义如何具有“生机活力”、世界“太平不太平”和政党“硬不硬”的根本性问题。这些根本问题都是战略意义上的问题，需要运用辩证思维从系统上进行战略思考和谋划。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治国理政中的系统性战略性问题，运用的主要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他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了福州“3820”战略设想，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主持制定了浙江省“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行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治国理政更需要运用战略思维，在讲到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时，他把战略思维放在首位，并强调大历史观，这是有深意的。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系统性战略性特质。其中的新发展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步走”的战略谋划、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系列重要论述，都坚持了系统观念，蕴含着战略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一系列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的时代课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战略。他注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注重军队组织构架和力量体系重塑等，都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的具体体现。

　　 第六，习近平治国理政具有战略清醒、战略定力，注重战略应对，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系统性实践和战略性谋划中运用辩证法，把辩证法运用于系统性实践和战略性谋划中，在战略中有系统辩证法，在系统辩证法中有战略。它有四层含义：在时间上，它跳出眼前，从长远眼光看眼前，这是长远视野，涉及眼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在空间上，它跳出局部，把局部放在全局中来谋划，这是宽广视野，涉及局部和全局的辩证关系；在事物上，它跳出现象，从事物的本质看现象，这是纵深视野，涉及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在系统上，它跳出部分，把部分置于整体框架中进行思考和谋划，这是整体视野，涉及部分和整体的辩证关系。

　　 三、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

　　唯物主义辩证法具有总体性，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是共性。然而，这种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呈现为不同的历史形态。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辩证法主要是“历史辩证法”。他们最注重在历史领域实现哲学变革，由“上半截子”唯物主义发展到“下半截子”唯物主义，确立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权威，这只有借助唯物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这种辩证法直接通达、走向现实世界和历史领域，揭示其内在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过程及其一般规律。

　　在列宁那里，辩证法主要采取“认识辩证法”形态。列宁着力思考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度，这首先需要认识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欧社会的具有独特性的俄国国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确定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俄国国情。这就把唯物主义认识论突出出来，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从俄国特殊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特殊实际相结合。这就要处理好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这需要辩证法，他的《哲学笔记》就是辩证法的代表作。所以，列宁把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看作是同一的。

　　在毛泽东那里，辩证法呈现为“实践辩证法”。解决农民占大多数的落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涉及到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需要辩证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我们党用这种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这就涉及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由此便有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代表作。前者讲实践论，后者讲辩证法，二者有机统一，就是“实践辩证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治国理政也特别注重辩证法，同时在总体上也注重实践，由此也可以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归为实践辩证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历史辩证法、认识辩证法、实践辩证法，但更为鲜明的特质，就是注重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一种具有总体性的原创性贡献。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新的“哲学思维”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体现着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两个大局”“两大布局”“新发展格局”“战略策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关系”“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关系”等重要论述，都体现了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要求树立历史思维、实践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实践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都以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为基础，离开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它们都无法得到真正彻底的理解。历史思维，就是要树立大历史观，把“系统”“战略”“辩证法”置于大历史观中进行思考，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就是大历史观中的辩证法，它既要求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又要求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规律，还要求有效化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和关系，缺乏历史思维的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是空洞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历史思维。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要求树立创新思维。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内在要求推进创新，它是在创新中实现的，对系统作出新的战略谋划也是创新，缺乏创新就无法实现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论述，就体现了集成创新。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要求树立法治思维，需要法治思维保证一种系统能规范地运行，保证战略有规范地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论述，就体现了法治思维。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也要求树立底线思维。

　　 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彰显人民至上的“哲学理念”

　　马克思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即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的依赖”，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人对血缘、权力及其由此构成的共同体的依赖。“物的依赖”，主要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形态，体现为人对货币、资本、金钱与物质财富的依赖，即物对人的统治。“自由个性”，是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创新能力的自由充分发挥。

　　马克思所在那个时代，致力于破解资本逻辑并向人本逻辑跨越，但在实践上并未真正实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对注重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即“物”的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相关论述。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情况大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