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于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准确把握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涵与关系，是我们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与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十分重要且必要，但必须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即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党的自我革命也离不开社会革命。这也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加强自身建设、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根本经验。正是因为有这种依靠自我革命精神进行自我纠错、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自觉，我们才团结带领人民相继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社会革命。质言之，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写照，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密码。

　　 作者：焦佩锋，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思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唯物史观；自我革命；社会革命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从“党的自我革命”到“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和清醒。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立足于唯物史观这一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准确把握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涵与关系，是我们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作为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也有助于系统理解和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自我革命与伟大社会革命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

　　 一、“革命叙事”之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

　　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2］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在思想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以“战斗的唯物主义”姿态对待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强调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出来的联系去把握现实，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终结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在现实层面，他们敢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强调“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3］。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指明了一条消除阶级对抗的自由全面发展之路，这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形态革命。因而，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源于对社会革命发生机制的历史性发现，此一发现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问题提供了充足的理论空间。

　　 （一）哲学革命：终结全部的形而上学

　　对于马克思来说，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对各种形而上学和保守主义面孔包裹下的观念论展开批判。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从天国批判向尘世批判、从宗教批判向法的批判、从神学批判向政治批判的多重理论任务。基于这些工作，马克思兑现了“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理论承诺，由此意味着哲学革命的完成。其理论演进环节主要表现为：

　　进行宗教批判，使哲学逃出“最后的避难所”。在启蒙的背景中，一方面，马克思将目光对准了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和唯物论，并对原子的直线和偏斜运动进行了某种辩证法色彩的阐发。在此基础上，法国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了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直接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发现，在青年黑格尔派这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4］这样一来，德国哲学表面上接受的是英法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但其思想底色依然是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宗教显然是德国哲学的最后避难所，唯有揭开这个盖子，拯救出其唯物主义内容，德国哲学才能被抬高到时代基本水平。沿着这种思路，马克思直言，“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5］，这个学说显然指的就是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学说。

　　批判费尔巴哈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在宗教批判环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目睹了英国的机器大工业和工人状况之后，马克思立即表明，“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6］。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停留在直观和感性层面，其人本主义只能收缩为一个抽象符号，这便是恩格斯将其称之为“半截子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

　　全面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本来，马克思似乎想沿着青年黑格尔派的路数将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他失望地发现，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都是拿着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去诋毁另一个方面，在此思想闹剧中，双方“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声明：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来考察这些理论喧嚣。这样的立场显然就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现实为倒转的存在论革命。此项工作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以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为混合物的黑格尔哲学得到了彻底清算，世界不再被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概念化翻版，而是被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物质联系的现实运动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不再需要借助启蒙的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主义去谈人，而是要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结合中去看待人的现实性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在此，“革命”一词显然主要指的是市民社会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其在哲学层面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为“实践唯物主义”，在现实层面则被表达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由此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确立。

　　批判资产阶级的“宿命论”与“博爱派”。在发动哲学革命的同时，马克思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此一路向意味着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拓展与深化。在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当马克思发现宗教方案无助于政治解放并开始思考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共谋关系”时，恩格斯从国民经济学方向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在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通过不正当竞争造成了一系列紧张对立关系，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9］。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不可调和。由于无视这种现实矛盾，国民经济学家无法解释商品拜物教产生的秘密，在此情形下，将贫困鼓吹为“宿命”的天命论者抑或是借助某种道德感来消弭贫困的博爱主义做法更多具有宗教社会主义色彩，但却无助于资本主义矛盾的省察和解决。

　　批判历史决定论。由于发现并重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则，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就将唯物史观作为分析社会历史运动的理论指南，而不是像宗教哲学那样为万世历史提供“药方”、为一切国家提供“万能钥匙”。从总的方向讲，人类必将走出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陈设，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具有同步性，如果无视这种现实状况而力求人为制造革命，那势必就要走向马克思所批判的机械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里面既有一个历史方向和历史阶段的辩证关系问题，也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自觉和历史创造问题，这些问题只能在世界历史的逻辑中发展和实现。

　　 （二）社会革命：人类历史变革的客观机制

　　如果说哲学革命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奠定了思想背景，那么，社会革命为我们更为实质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提供了理论抓手。在以自我革命的姿态告别唯心主义哲学之后，马克思的重点必然要涉及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实证性研究上来。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受阶级性限制，既往的统治阶级总是不愿根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阶级运动状况调整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统治秩序，因而最终都被社会革命推下历史舞台，所以，社会革命是马克思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关键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大体指向生产力层面的技术革命、生产关系层面的所有制革命、上层建筑层面的观念与制度革命等方面，这三个方面不是机械对应关系，而是由“生产技术—社会分工—制度架构—意识形态”所组成的一种链式互动关系。

　　在生产力层面，马克思特别关注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其实际应用。如他所言，“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0］，“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2］。

　　在生产关系层面，他指出，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13］。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现实的个人”其实指的就是这种状况，这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分工和私有制作为同一个问题两个方面来谈的主要原因。在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往往主导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和精神生活的话语权，所谓社会革命其实主要就是这两种权益的现实斗争。

　　在观念和制度变革层面，恩格斯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14］。并且，或迟或早，“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15］。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其虽然创造出了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在制度层面无法驾驭这种生产力，从而造成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唯有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对此社会进行彻底变革，人的异化状况才能得到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况才能宣告结束。

　　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考察人类史，社会革命是历史的常态。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16］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已经超越启蒙主义历史哲学和思辨主义历史哲学，将对社会革命问题的判断置于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由此意味着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解释框架的创建。

　　 （三）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

　　在澄明了社会革命的一般机理后，马克思看到，尽管资产阶级在较大范围和程度解放了生产力，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7］。“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8］。因而，到资产阶级社会为止，人类依然处在虚假共同体之中，在批判和超越向度，共产主义运动就是要遵循社会革命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革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暴力政治运动，此种革命意味着实现真正共同体的必然与可能。

　　在夺取政权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19］。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原色，这种原色是其阶级性、政治性、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综合体现。在阶级对立无法调和的状况下，无产阶级要采取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在广泛联合的基础上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创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决裂”便是对这种彻底革命性的凝练表达。

　　在巩固政权的意义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0］。为此，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1］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类史的开始。如果只是满足于从资产阶级手中一次性地夺取政权和享受财富，那么，这种革命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毫无二致，其也必然陷入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率。因此，恩格斯指出，工人要将批评作为“运动生命的要素”，将自我批评作为党的“内在力量”的体现。列宁后来也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22］。可见，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在以自我革命精神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本色、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进而推动生产力解放和人的发展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的实践自觉。

　　 （四）世界革命：世界历史视角的革命联动性

　　由于19世纪西欧社会的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尚未发展到一举埋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步，所以，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方案只是在有限空间内得到了实践。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时，马克思就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23］。有生之年的马克思已经看到，在欧洲一国或几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暂时难分胜负，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生产和分配间的矛盾必然向世界蔓延。在此情况下，资本主义在本国或许会表现为某种“文明”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在他国野蛮行为的无视，这便是晚年马克思在世界历史视角下思考革命联动性问题的思想背景。

　　马克思以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视角来阐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两极相联”关系，他指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24］。实际情况是，彼时中国太平天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并未引发欧洲革命。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中国工农群众被动员和组织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殊死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显然把握住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从而推动传统向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体现了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跨时空回应和创造性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政治自觉

　　从理论完整性上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确没有关于自我革命问题的明确表述，但是，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环节的革命性和取得政权之后的革命性都有不同侧重的论述，如果无视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潜在性和生长性，那么，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根本无法想象。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提出了社会革命理论，对自我革命问题缺乏明确阐述，但是，在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教育问题上，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在自我意识和自我建设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和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将自我批评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要素”等。马克思对社会革命已作出大量阐释，但对自我革命只是作了一些指向性阐述。显然，自我革命的自我完善需要后来者结合社会革命将自我革命从理论变成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26］。

　　 （一）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创新性发展

　　就文献依据而言，马克思阐释社会革命的权威文本是1859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如他本人所言，这篇序言是其研究物质利益问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总结果，其核心在于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7］。我们认为，这段话既描述了历史现象，也揭示了历史规律。它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适合于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形态的科学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就在于其无法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超越阶级性去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己类本质之间的矛盾，换言之，能否自觉进行自我革命是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一道历史的考题。

　　从理论上揭示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主要体现为两重意义：一是无产阶级自始就是一个对其阶级地位、奋斗目标和斗争策略有明确意识的自为的阶级。在这个意义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拓展，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革命联合并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将完全可能。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并调整生产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以公有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会产生新的阶级对抗，至少这种制度本身不具有产生敌对力量的可能性。后来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这种“自为性质”“政治觉悟”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约束来进行，否则，也会陷入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自我革命也意味着对历史合力论的创新性解释。乍看上去，在社会革命的动力问题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似乎表达了两类不同观点：基于物的逻辑，马克思将社会基本矛盾视作人类历史变革的动力，并且，其特别强调生产力因素对于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决定作用；基于人的逻辑，恩格斯提出了“力的平行四边形”和“历史合力论”的观点，其重在强调人的动机对于历史走向的根本影响作用。那么，这两条逻辑是否意味着矛盾？

　　我们认为，人的逻辑和物的逻辑虽各有侧重，但归根到底，物的逻辑服从于人的解放的历史逻辑。这就是说，在强调物的逻辑时，我们不要犯“见物不见人”的庸俗唯物主义错误。试想，如果没有人的主客观需求及其满足作为驱动力，人如何保持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在强调人的逻辑时，我们不要犯“见人不见物”的抽象人本主义错误。试想，如果天天把以人为本挂在嘴边，不去实际地改善人的生活水平，那么，这种人本主义又何尝不是某种伪善的人道主义？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实现人的逻辑和物的逻辑历史具体的统一，满足人们对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以片面化甚至对立化思维去处理二者的关系。

　　 （二）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与苏共、国民党的革命意识

　　从历史的大逻辑看，先于中国共产党而建立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初也有一定的革命意识和自我革命精神，遗憾的是都未能将革命精神坚持到底，因而，最终也只能落得个革命尚未成功、自身衰败垮台的结局。

　　纵览苏共的历史可见，历史并不是没有给苏共机会，问题只在于其在推动社会革命时没有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以至于最后陷入了亡党垮台的历史周期率。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从实践上证明了在东方落后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这是对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一次有力佐证。

　　作为十月革命的导师，列宁深知，“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28］。列宁对“革命”二字并未作狭隘的理解，而是从三个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是在思想观念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9］，这是保持党思想统一的有效手段。二是在政治革命层面，取得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到头，而是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防止骄傲自大、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按照党的纲领、章程、纪律继续对党进行全面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以及对国家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30］。这说明，列宁对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及其所揭示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有着深刻把握，这也是他能以开放性心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所在。此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此过程中，苏联共产党曾一举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缔造出了卓越的科技、工业、经济和军事成就，同时通过政治和文化等方式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后来的苏共没有通过有效的党内监督对手中权力进行约束，正是在革命精神逐渐丧失的过程中，苏共最终走向了漠视人民利益乃至全面崩溃的结局。

　　中国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度呈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和维系的基础。但随着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上风，国民党逐渐丧失了自我革命精神，醉心于金钱和权力的争夺，以至于最终走向了反革命、反人民的一面，这是其无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根本原因所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曾力求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来团结国民党，但是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面前，国民党始终在摇摆，甚至露出了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屠杀革命民众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反动面孔。正是基于这一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站到了历史和人民的一边，从而团结带领人民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说到底，与封建地主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一样，中国国民党也难以摆脱自己的阶级局限，其必然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窠臼。

　　 （三）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自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自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我们同时意识到，革命者首先要进行自我革命，自我革命不够彻底，社会革命也会拖泥带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1］。此处，“革命的理论”主要指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这一理论是认识和推动中国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实际上体现了“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行动”之间的统一关系。

　　一方面，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战争年代坚决彻底地带领党和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探索，这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社会形态巨变，其局限就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严重误判了阶级斗争形势，以至于将很多党内和国内矛盾当成阶级矛盾处理。从社会革命的要求去看，这实际上忽视了非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革命的条件和内涵。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32］。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基础上，我们党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强调，“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33］。这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本质理解。但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对社会革命的形势与特点也进行了客观估计，这就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讲的：坚决纠正“文革”的错误绝不意味着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这种革命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种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更长久。在这个时期，我们也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斗争，捍卫革命利益。［34］所以，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更新思想观念、解放发展生产力、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35］正是因为踩准了社会变革的脉搏，我们才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另一方面，社会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深刻性意味着党的自我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和深刻性。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近代中国内外革命风潮相互激荡的产物。以民族大义为担当，敢于斗争、敢于牺牲是党的很多先进分子的共同画像。但是，革命的热情并不直接等于革命的能力，而是需要在漫长复杂的革命实践中淬炼提高。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36］可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加强自身建设、在实践中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条重要经验。正是有这种依靠自我革命精神进行自我纠错、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自觉，我们才团结带领人民相继完成一系列伟大社会革命。质言之，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写照，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密码。

　 　三、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领导主体，能否在新的赶考路上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对我们党来说是新的历史考卷。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37］。基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考量，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

　　 （一）镜鉴历史：这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早在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期间，毛泽东就十分注重总结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教训。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38］。1943年，国民党抛出《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妄图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捆绑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上。彼时，郭沫若看透国民党醉心独裁、腐败昏聩的面目，因此，他特意从明王朝和大顺政权的覆灭教训入手，以求揭露封建帝王专制和腐败昏庸的悲剧下场，这便是《甲申三百年祭》的成文背景。此文发表后，国民党指责郭沫若影射当局，会让国人产生悲观情绪，与之相反，毛泽东不仅认可了郭沫若的历史洞见，而且将这篇文章作为整风运动材料下发，要求全党要从政治腐败的角度去总结明亡教训。源于这种历史的清醒和自律，在黄炎培等国民政府参政员赴延安参观访问时，毛泽东从人民民主的角度回应了其关于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疑问，由此提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秉承历史的清醒和主动，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认识到：一方面，从客观角度讲，人民民主永不过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永不过时，人民民主不仅要体现于问题和效果之两端，也要体现在议事、协商、决策之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对“人民民主”的细化和深化，它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它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从主观角度看，人民民主需要与党自身的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的自我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才会形成强大合力，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同时，使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实现、维护和发展。可见，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体现的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的清醒、主动与自信。

　　 （二）着眼自身：这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39］自我革命是自我淬炼与提高的有效手段；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推进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成功秘诀。在这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需要认识和把握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形势时，特别将党自身存在的问题摆在首位来讲，这就是：“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40］在这些宽、松、软的问题面前，中国共产党没有抱有侥幸，没有遮短护丑，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这就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的根本政治方向；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的攻坚战、持久战；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了系统的制度保障。［41］

　　经过新时代以来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42］我们党更大了，党的队伍更大了，党的事业更大了，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更大了，人民对党的要求也更大了、更高了、更严了。这更加要求我们党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43］

　　 （三）把握未来：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靠保证

　　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我们同时意识到，“新的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44］。只有我们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以中国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发扬斗争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民族复兴的目标定会如期实现。

　　从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出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新的更广泛的社会革命。在国际，涉及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基本认可，为此，我们要携手世界各国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同时，要敢于和善于与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作斗争，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称王称霸，而是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国内，涉及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细化实践、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力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持续推进，这五个方面共同统一于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与发展。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成色足、品质高、可持久。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提出自我革命概念，更多只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批评精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强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自我建设问题毫不重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从坚持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不仅从理论上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暴力性内涵，赋予了社会革命以建设性、发展性内涵，而且从实践上深刻提升了实现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正是在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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