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意思是财富由劳动创造，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条件。配第的这一思想，后来由马克思继承并发扬光大，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学体系。其代表作《资本论》成为经济学三大经典之一，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往前追溯，亚当·斯密其实也认同配第的观点。不过斯密的研究重点，是一个国家怎样致富。今天的经济学家公认，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属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是读者要知道，《国富论》是国内学者的中译名，而这部著作的英文全名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斯密的《国富论》，从分工起笔，由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推展到产业分工，然后又推展到国际分工。斯密为何要那样浓墨重彩地写分工？因为在他看来，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在分工。或者说，只有通过分工和自由交换，一个国家才能走向富裕。由此见，斯密虽然同意配第的观点，但他认为，分工和交换才是国民财富迅速增长的原因。
对上面的观点，斯密分两方面作了论证。关于劳动者分工，他指出：“有了分工，同量劳动者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著名例子是制针。制针共有18道工序，若不分工，一个人一天难以制造一枚，而通过分工，人均可制造4800枚。原因是：第一，劳动者技能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需耗费时间，而分工则可避免这种耗费；第三，许多简化劳动的机器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
关于产业分工，斯密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绝对成本优势”。所谓绝对成本优势，是指自己与别人比所具有的生产成本优势。比如甲与乙皆能生产大米与棉布，甲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成本分别为100小时/吨和90小时/匹；而乙的生产成本，分别为90小时/吨和100小时/匹。两相比较，显然生产棉布甲有绝对优势，而生产大米乙有绝对优势。
于是斯密分析说，在上面情况下，甲、乙若按各自的绝对优势分工：比如甲专门生产棉布，放弃生产大米；乙专门生产大米，放弃生产棉布，然后各自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对方的产品，彼此互通有无，这样不仅甲和乙可以各得其所，而且还可为双方同时节约10小时成本。而利用节约下来的10小时（成本），又可生产出更多财富。
以上讨论的甲与乙分工，是一国内部“种植业”与“纺织业”的产业分工。若换个角度，假定甲与乙分别代表两个国家，产业分工就拓展成了国际分工。事实上，国际分工与国内产业分工并无大的区别，其理论原理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只要甲、乙两个国家按照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分工，双方皆能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可以共赢。
斯密的分工理论问世后，有力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分工与贸易，但也遭到了质疑。当时有学者问：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比，也许生产任何产品都有绝对优势，落后国家皆处于劣势，那么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是否应该分工呢？面对质疑，斯密并未作出回应，而当时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分工却已兴起，这显然是斯密分工理论的缺陷。
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这部著作里，李嘉图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做了完善。李嘉图指出，国际分工既可依据绝对成本优势，也可依据各个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何为比较成本优势？通俗的解释，是自己与自己比的优势。一个国家与别国比，可能不存在绝对成本优势；但若自己与自己比，矮子里面拔将军，则比较成本优势一定存在。
为解释自己的分工理论，李嘉图设计了一个理论模型。40年前我读到此处时，醍醐灌顶，佩服得站了起来。他假定，10尺毛呢可交换1桶葡萄酒，而英国生产10尺毛呢需 100小时，酿造1桶葡萄酒需 120小时；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和葡萄酒，则分别只需 90小时和80小时。两国相比，在两种产品生产上英国皆不占优势。
可李嘉图接着分析说：假若两国分别自己与自己比，却都存在比较成本优势。英国的比较优势，是生产毛呢；葡萄牙的比较优势，是酿造葡萄酒。若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工，英国用100小时生产的毛呢，可换得自己需 120小时才酿造出来的葡萄酒；而葡萄牙用80小时酿造的葡萄酒，可换得自己花90小时才生产出来的毛呢。可见分工对双方皆有利。
是的，这正是李嘉图所要证明的结论：即国际分工（贸易）的参与者都是赢家，没有输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结论迄今并未成为人们的共识。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与发达国家贸易，是受发达国家剥削；而今天发达国家却说，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是自己吃亏，发展中国家占便宜。要是理解了李嘉图的分工理论，以上两种说法都是错的。
写到这里，最后让我总结本文要点：第一，一个国家要致富，应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第二，成本是放弃选择的代价，各国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应从机会成本角度权衡；第三，自由贸易是国际分工的前提，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应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贸易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