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记可谓源远流长，但传记文学却算不上发达。胡适曾做过一次题为“传记文学”的演讲。一开场他就说：“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又说：“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古代并没有“传记文学”这一概念，它是由英文biography翻译而来，最初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直到20世纪20年代，梁遇春才率先提出“传记文学”的说法，经胡适、朱东润等人的大力倡导和亲身实践，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分支。关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起源，历来争议很多，有人认为《晏子春秋》即是传记文学之祖，也有学者认为《史记》即是标准的传记文学，但罕有人论及《论语》。几部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史的名著，如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中都难觅《论语》的踪影。

只有胡适特别强调《论语》的传记文学价值。胡适之所以认为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就是传记文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材料的匮乏。受书写载体和语言形式方面的限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方面的材料较少且不成体系，很多作品都以短篇传记或言行录的形式得以流传。胡适认为：“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这是孔子一班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对于孔子有特别大的敬爱心，因而把孔子生平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汇集而成的。”在书写载体受到很大限制、惜字如金的竹简时代，孔子的弟子们却不厌其烦，在《论语》中大量使用虚词，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总共九个字就有五个虚词。胡适觉得这是弟子们出于对孔子的尊敬，因而把孔子的一言一字均完完全全记录下来的缘故，这无疑增强了《论语》记事的可靠性。

作为传记文学的第一要义，真实性在《论语》中还有其它方面的表现，无论从成书的经过还是记载的内容来看，《论语》的真实性，确实要比同时期的其它传记，如《晏子春秋》等要高得多。《论语》是孔子去世以后，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追忆孔子一生言行的一部语录体著作，书中有大量的言论都是用“吾”、“丘”、“予”、“我”等第一人称叙述的，如：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第一人称的大量使用，使读者好像能够亲耳听到孔子的侃侃而谈，亲身感受到孔子的言传身教，无形中也加强了《论语》的真实性。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论语》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进而将《论语》当作中国的传记文学之祖，毛子水甚至认为：“《论语》非特是我们最古的传记文学，亦是世界传记文学中最好的一部书。”

除此以外，《论语》的真实性还可以从它的语言形式上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传统传记均用文言所写，为了适于选择词句，往往不得不牺牲或歪曲事实。因此胡适一方面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提倡传记的写作，敦促梁启超等老一代学者写自传。另一方面以身作则，于1933年出版了著名的自传——《四十自述》，胡适在序言中说他是抛砖引玉，希望别人也将其经历写出来，以便“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论语》的长处正在于它是用语录方式写成的，又带有某种自传因素，因此备受胡适的推崇：“像这样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言行录，实在是值得宣传，值得仿效的。很可惜的是两千五百年来，没有能继续这个言行录传统，不过单就《论语》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诸位如果读经，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胡适之所以认同《论语》的传记文学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论语》采用了语录体的语言形式。对传主言论的记载，以及对话的运用确实是判定传记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

传记文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凸显也在《论语》中有重要的体现。作为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仅是孔子言论的总汇，全书的叙事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头绪较为散乱。各章的排序有很大的随意性，章与章之间也没有太多关联，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但透过全书，我们却仿佛能够看到孔子的生动形象。所以李泽厚说：“孔子是普通活人，有说有笑，有情有欲，也发脾气，也干蠢事，也有缺点错误，并不像后儒注疏中所塑造的那样道貌岸然……这些在《论语》中相当具体而清晰,使人可以直接感受到。”并将《论语》看做是“孔子言行之近真写照”。这当与《论语》问答体的形式和对话的大量使用有很大的关系。《论语》既用“白话”写成，又大量使用对话和问答体，通过对话，可以明确孔子某一具体言论提出的相关背景，甚至能够反映孔子思想变动的痕迹。相对于仅靠作者的单一叙述、笼统描写的著作，《论语》中刻画的孔子形象也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论语》的传记文学属性也大为加强。孔子之所以给后人留下因材施教、温文尔雅等印象，就是这一叙事方式在起作用。例如，《论语·先进篇》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

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子根据子路和冉有的不同性格，针对他们提出的同一个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复，实际上正体现出了孔子因材施教的主张。但这种主张并非仅仅是记录者的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孔子与他们二人的对话以及公西华的质疑反映出来的。在问答、质疑中将子路和冉有的性格和孔子的形象都体现了出来，比单纯的“子曰：求也退，由也兼人，吾欲因其材而教之”给人的印象要深刻、立体得多。

孔子温文尔雅的形象也是在与弟子们的对话中体现出来的。如大家熟知的《论语·季氏篇》：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这段对话中，孔子对弟子冉有、季路的行为较为不满，情绪也比较激动，甚至对他们的推卸责任给予了直接的批评：“君子就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心却找别的理由来搪塞的态度。”但大部分言辞却依然是娓娓而谈，一问一答之中既体现出了孔子对于战事的态度和问题根源的分析，也饱含着他对弟子的关切之情。正如郭预衡所说：“文章不仅表达了为政的观点，而且抒发了充沛的感情。其特点是：虽然气尽语极,不免有些声色俱厉，但仍然说得从容不迫，不失温文尔雅。”《论语·阳货篇》则表现出了孔子温婉形象的另外一面：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的弟子子游为官的武城，本来是个偏远小县，但这里却弥漫着孔子用于教学的弦歌，孔子顿起大材小用之感，不免失笑。但这颇与孔子昔日的言论不符，因此遭到子游的质疑。面对弟子的异议，孔子勇于作自我批评，承认“割鸡焉用牛刀”的说法仅仅是戏言而已。《季氏篇》中的声色俱厉和《阳货篇》中的莞尔而笑一道，在嬉笑怒骂之中将孔子温文尔雅的形象刻画了出来，而这一形象的形成正是通过他与弟子们的对话凸显出来的。

因为《论语》并非孔子的自传而是弟子们的回忆录，其中的多数记载依然是片段式的。同《晏子春秋》一样，我们从《论语》中看不到孔子从出生到死亡的具体经过，看不到他的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因此《论语》算不上是标准的传记文学作品，但书中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结构却包含着众多的传记文学因子，我们在阅读传记文学作品和研究传记文学时，仍不能忽视《论语》的传记文学价值。（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4月18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