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重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重要传统。进入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深刻演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适应这样的新特点新要求，我们党也越来越强调在挑战应对中发现和捕捉机遇，既注重塑造机遇，又注重防范挑战，还力争把坏事变成好事。党的二十大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安排，从内政、外交两个维度为新征程上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战略支撑。要以党的二十大为新起点，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上新征程。

　　【关键词】重要战略机遇期 党的二十大 统筹两个大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发展是否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作用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深刻演变，影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多种因素不断演化。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亟需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加以分析、判断和把握。党的二十大召开，正值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战略思想提出二十周年之际，为我们站在新起点上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

　　早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 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1]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 这不仅首次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战略思想，而且指明了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3] 2010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有之路；是应对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适应世界发展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由之路。[4]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5]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了我国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6] 同时，这个报告进一步强调继续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7] 习近平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8] 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入阐释：“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二十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过去我们是顺势而上，机遇比较好把握；现在要顶风而上，把握机遇的难度就不一样了。过去大环境相对平稳，风险挑战比较容易看清楚；现在世界形势动荡复杂，地缘政治挑战风高浪急，暗礁和潜流又多，对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我们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9] 2021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强调，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10]

　　通过梳理我国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重大论断提出以来各种因素的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出，不仅其中的挑战性因素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挑战和机遇的相互交织转化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速。适应这样的新特点新要求，我们党越来越注重准确而深刻地把握机遇与挑战的动态转化，通过提升驾驭矛盾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来创造更多有利条件；强调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权、战略主动权、斗争主动权；强调在此过程中把握和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善于进行战略思维、从战略上看问题和想问题，又善于运用多种策略并及时加以调整；强调增强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提高斗争本领，在挑战应对中发现和捕捉机遇、力争把坏事变成好事，在机遇把握中周密审慎、力避把好牌打成乱局。

　　二、党的二十大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重要战略支撑

　　党的二十大回顾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11] 大会进一步指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的战略安排，即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制定了未来五年这个全面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以及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为了实现这些不同阶段的目标，大会明确要求，在理论上，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在实践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实践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五条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科学、完整、周密的战略部署和实践方案，大大增强了我国发展及其对世界意义的可预见性。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自身制度的稳定、治理的稳定、政策的稳定、发展的稳定，不断为国际社会注入宝贵的确定性稳定性。”[12]

　　关于对外关系，党的二十大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更加明确地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初心使命，把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宇宙观和天下观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千秋伟业和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而且特别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这既是我们党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的中国方案，推动各国同行的天下大道、共同追求的前途所在；又是我们党牢牢把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所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已经并将继续在我国对外关系中全面贯彻深化。

　　在外交基本原则上，把走和平发展道路内化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高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之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全面实现，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是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国继续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我国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泛意识形态化。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都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不称霸、永不扩张、不参加任何军备竞赛和军事集团、不谋求势力范围。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外交政策上，把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贯通于一体，进一步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牢牢把握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的定位，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交流合作，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助力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加上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使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不断发展完善。

　　在外交布局上，从对外工作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政党等主要对象，向经济、全球治理、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价值观和文明间关系等主要领域深化，朝着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方向不断完善。加大经济外交力度和广度，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投资性规则，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担当全球治理大国责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从国情出发，按照责任、权利、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发挥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热点问题斡旋者的重要作用，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努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推动各国统筹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一起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共同体。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怀抱“各美其美”的自信和“美人之美”的胸襟，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追求不同文明“美美与共”的世界愿景，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这样党的二十大就从内政外交两个维度为新征程上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战略支撑。

　　三、新征程上我国在世界格局的历史性变动中总体有利

　　以党的二十大为新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上新征程。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叠加世纪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动荡变革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动荡频发，全球性挑战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严重破坏国际安全和全球合作，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美国这个影响我国外部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把我国作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唯一能够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面取代其地位的最严重威胁，拜登政府在所谓“投资、结盟、竞争”的对华政策框架下，既重振美国实力地位以增强其对华竞争优势，又调动全球同盟体系对华采取全方位打压，还采取一系列经济、军事、外交措施以塑造我国的外部环境，各种牵制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这确实增加了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的严峻性和国内发展的困难。但是，从全局角度和战略态势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们党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发展理念、战略、政策、实践顺应时代潮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总体上，世界大变局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特别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历史性变动大势上处于有利地位。多极化这一历史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力量的分化重组，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加快发展。我国不仅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一极，而且一直主动适应、准确把握、积极推动这一重要趋势向前发展。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3] 之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反复重申支持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主张。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14]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15] 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郑重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16] 其间，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与俄罗斯、法国等重要战略力量，发表联合声明，采取协调行动，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顺应和坚持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步成为我国对外战略的鲜明标识；也正是由于我国的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演进才变得越来越强劲。正如胡锦涛在2003年8月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所指出：“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反对单极独霸的企图。俄罗斯、法国、德国等明确主张多极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敢怒不敢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我国在促进多极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我国站在斗争最前沿。”[17]

　　如今，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冷战后时期结束，国际力量对比消长愈加凸显。美国在国内矛盾加剧和国际信用削弱的双重作用下，全球战略战线过长而越来越难以兼顾，已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逐渐滑落成为多极格局中最强的一个力量。俄罗斯凭借广阔的国土空间、有利的资源条件、强大的军事力量、娴熟老道的外交能力，强势出击，扩展和维护其自我界定的地缘战略空间，极力维护作为世界多力量中心之一的地位。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以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总量为基础，经过特朗普“美国优先”、美国撤离阿富汗、乌克兰危机等冲击的不断刺激，在法国和德国的牵引之下，更加注重加强“战略自主”和提升军事力量，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力量。日本的绝对经济总量、政治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实力都在不断提高，正在利用美国和北约的拉抬，加快摆脱二战后体制束缚和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步伐。印度同样凭借不断上升的绝对经济总量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充分利用“印太”地缘战略形势变化和美欧日大力拉拢等条件，既保持其看重的传统自主性又左右逢源，不断提升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这不仅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而且有利于亚太地缘板块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中地位的隆升，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重要力量。至此，由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主要战略力量构成的世界多极格局趋于成形。正是由于世界多极格局将成未成、瓜熟蒂未落，国际战略形势才越发显得错综复杂。也正是由于全球经济中心转移所带动的全球文明中心变动都在向亚太地区汇聚，亚太地区发展经受的纷扰喧嚣才显得越发突出。穿越这些激荡变幻的风云，可从一定角度深刻透视到我国已日益成为牵动世界进步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重要力量之源，世界主要战略力量正在把对华关系放到越来越优先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地区主要力量也越来越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包括中亚五国在连续三年与我国举行机制化外长会议的基础上，决定建立“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每两年举行一次峰会，以引领建设自主、和平、繁荣、合作的中亚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白俄罗斯与我国发展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与我国发展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向东看”，沙特、埃及、阿联酋等国将它们的“2030愿景”进一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召开，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互促进，这显著深化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各方面合作，把我国与广大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历史性地推入新的发展阶段。伊朗与我国签署长达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涉及政治、战略和经济等多个方面。东盟国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的助推之下，与我国利益融合加快深化。泰国与我国发表联合声明，统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印尼主张以“亚洲方式”来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相信中国会用智慧和仁慈担负起责任，愿同中方协力二十国集团聚焦经济复苏和全球发展，为促进国际社会团结和合力解决紧迫全球性问题发挥积极作用。非洲国家越来越看重在中非合作论坛平台上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与我国的全方位合作，期待中国在非洲事务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巴西等国左翼政治力量上台执政进而壮大“拉美进步轴心”，这些国家同样注重加强对华合作。就连澳大利亚新上台的工党政府也重申坚持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希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本着相互尊重、冷静务实态度，保持双方建设性接触交流，增进相互信任，扩大平等合作，消除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障碍，使双边关系趋于稳定、互惠互利。这一系列地区局势的变化、地区主要国家的战略取向和政策调整，都为我国在更广阔范围内的战略运筹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

　　也就是说，无论是世界多极格局的演进大势，还是其中地区主要力量对我国的借重日益上升，这种战略态势的历史性变化都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现和维护自身战略利益。

　　四、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凸显我国自身的战略性有利条件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来都不是外部赋予的。内因才是决定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我国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总结自身经验，借鉴别国教训，直面问题、审慎应对内外挑战甚至危机。21世纪初，党中央果断决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扩大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断深化国内改革，续写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我国的战略选择、后续政策及其实践带来的各方面发展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如今，从国内发展看，尽管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但正如习近平2022年3月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所强调的，我国发展仍然具有诸多战略性的有利条件。[18]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先进性最强、组织上最坚强有力、自我革命品格最鲜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这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环顾全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他很多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政局不稳，严重缺失政治领导力，难以找到应对大变局之策。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战略思想和战略能力的政治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能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和科学的战略谋划，又能结合实际、持之以恒地加以实施；既能越来越积极地适应形势和应对挑战，又能越来越主动地化危为机甚至塑造态势。这是保障我国准确把握、牢牢抓住、持续维护并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因素。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重点、难点。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为我国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显著优势提供了重要制度体系保障。这些优势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成功主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重大实践中充分彰显，与其他国家政党对立、政治矛盾激化、政治共识难以形成、政治制度弊端日趋严重却无法改革的对比变得越来越鲜明。

　　三是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体系完备、经济体量大、人口规模大、区域发展差距大、市场规模大等因素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随着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贯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这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巩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解决问题、应对危机、保持持续发展提供了资源手段，为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重要物质支撑。

　　四是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治理明显改进。党的十八以来，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不断续写。这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广大民众不满普遍持续上升、社会失序混乱明显加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日益缺失、民粹主义势力增大制约了务实理性和标本兼治的政策出台实施等局面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发展的突出社会优势。

　　五是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显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日益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党心军心民心昂扬振奋，这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总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不仅再次充分彰显而且大大增强了上述战略性有利条件。迈上新征程，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做到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注释

　　[1][2][3]15][16]《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90~891页；第1249页；第1712页；第913页；第1264页。

　　[4]《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437~441页。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6][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第13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21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64页。

　　[1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12]《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日。

　　[13]《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1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9页。

　　[17]《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2页。

　　[18]《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人民日报》2002年3月7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