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从政者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有所建树的官员，继而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其实是没有现成的知识去学习的。现代学科体系中没有哪一个学科专门是培养政治家的，即使是政治学，也是旨在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与政治活动进而探索政治发展规律的，并非以培养政治家为目的。在传统社会，知识之间相互交融，分类更是粗疏宏阔，图书分类法即可体现知识分类。经史子集之分就是知识分类的大体呈现。那么，古代知识体系中什么学问是培养政治家的呢？就是经史之学。
经，指的就是儒家经典，谈的是“应然”，是政治哲学；史，指的就是人类社会的实际发展，谈的是“实然”，是具体实践。在中国古代，能做到事中有理，事理均衡，把治国理政背后的政治理念与具体事例结合的比较完美的，是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开篇便设立了政治总纲，即以礼治国。这是治国理政的首要原则。司马光认为，“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所以，修身齐家治国都必须用礼，有之则治，无之则乱，这一观点贯穿《资治通鉴》。
为贯彻纲常礼制，司马光认为政治家必备的素质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穫而不能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彊，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这段话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如何培养一个优秀政治家的理论要点。
“仁”
“仁”是儒家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儒家士大夫最重要的品行要求。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仁”。儒家推崇的是圣王思想，认为君主应该是有德者居之。德薄位尊，必不能守。人君修德，四海宾服，靠德性教化使天下归心，而非武力慑服万民。
这个原理简单明晰，但关键是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做到“仁”呢？毕竟，美好的政治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脑袋里、嘴巴上，对政治家而言，仅仅想得美、说得好听是不够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在施政过程中践行“仁政”。
“修政治”。政治家的最为本分的工作就是要“修政治”，保证政治清明。否则，以百姓之心为心，为人民做好事谋利益都成空谈。如何做到政治清明，这是修政治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对政治家最大的考验。司马光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好“公”与“私”的问题。他认为，每个人皆有欲望。君主和各级官员都是血肉之躯，皆有私心杂念，但他们又掌握公权力。一己之私的欲望与公权力的运行，二者的矛盾应当如何对待呢？唯有一途，即克制自身私欲，以至公之心对待手中权力。优秀的政治家之所以优秀，关键在于能化解这一矛盾。政治家的私生活是天下之大公的组成部分，“私”必须化到“公”中。
“兴教化”。政事万千，教化为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上之所为，下必观而化之。人君有德，外物咸至，而如果内德不充，虽然外物丰备，也不能教化百姓。为人君者，如此；为人臣者，亦如此。总之，治国理政者所兴设的政治措施，教化是第一位的。选拔官员，要选方正敦良、孝悌端良之人，逐去奸邪之人，务必见正事、闻正言，在政事中培养道德品质，更好地担负治国大任。
“养百姓”和“育万物”。“养百姓”就是指民生问题。政治以民生为先。悠悠万事，以此为大。自古及今，无论中西，政治家的追求皆是如此。但我们要注意，司马光强调的“仁”并没有止乎此，政治家所抱持之“仁”应有更高远的境界，即“育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如果人类自己好，但环境破坏了，人类又怎能独善其身呢？人好，大自然也好，这就是中国古老的生态文明观，此之谓“天人合一”。古人追求的天人合一，也渗透着仁政的理念。
“明”
“明”是指明慧善察。“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也是四个方面，就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
何谓“知道义”呢？道义之所在，当然是指理念和信仰。儒家士大夫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追求的是大同社会。政治家必须是理想主义者，要仰望星空，远望人类的未来，为善治而奋斗。这就是知道义。理想主义者要为追求的大道奉献生命，要为美好目标奋斗终生，就要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政治家就应该具备如此的气概。
“识安危”就是指政治家为了实现理想，必须遵循一定的政治行为方式。要有规矩意识，要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安全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危险的。衡量安危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道义。合乎道义的就是安全的，不合乎道义的就是危险的。政治家要清楚知道安与危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就要求凡事一定要讲政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别贤愚”就是指识人的智慧。政治家一定要识人，要对身边的人有一定的鉴别与认识。此外，与人交往也要有识人之见。因为身系权力，所以自然容易成为奸佞之人、宵小之徒围猎的对象。因此，政治家一定要有一双能识人的火眼金睛，要知道何者为贤、何者为愚。要多结交贤人，多结交德行高尚之人以及富有学识之人；少交往德行不足以及不学无术之人。无谓交往、无效交往要少之又少，节省时间与精力多读古今中西圣贤之书，多学思践悟，多为百姓做事，这才是正道。
“辨是非”的含义，我们一望而知。但大道至简，只有做到上述的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才能在施政过程中真正落实“辨是非”。丧失理想信念，蝇营狗苟，不讲政治，唯利是图，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自然就无法顾及公平正义，不知是非为何物了。
“武”
这里的“武”不是指武功、武力，而是指由信念生发的浩然之气，一种内在的刚毅品格，是对心中所抱持之理想的执着。
决断之勇是为“武”。“武”强调在明辨是非后勇于决断。司马光在《稽古录》中指出“见义明则果于有为”，即明辨道义后要果断行动，如商汤伐桀、武王诛纣，虽涉武力却合于道义。这种果敢源于对真理的坚守。
持守之坚是为“武”。《资治通鉴》指出：“守之以至刚，持之以不可夺”，“武”意味着面对诱惑困境时能坚定不移。如东汉杨震“暮夜却金”，展现的就是抵御私欲的刚强意志。
克己之力是为“武”。“武”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解读为“致果为毅”，指以刚毅精神克己复礼。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是以强大自制力践行仁德，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切实行动。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武”可以解释为政治定力。它有三个标准，做到这三点才能称之为武。这就是司马光所称的，“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然后可以为武”。“道”是什么？“道”就是真善美，就是世界的本质性规定。对政治家而言，“道”就是至善之国，就是大同社会，就是最美好的政治理念，就是善政自身。一旦我们知道自己追求什么，那就要秉持政治操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信仰问题一旦解决，那就要信仰一辈子。外在的人与事，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动摇半分。有了这样的政治定力，才能称之为“武”。《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名臣，大部分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刚毅品质。它既非匹夫之勇，亦非固执己见，而是仁心与明理的自然延伸，构成道德实践的完整链条——仁以为本，明以察微，武以践行。这种刚柔相济的修养观，构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重要维度。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