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出自《国语·鲁语》，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主动请缨解决饥荒问题时提出的为官之道。此句意为，为官之人行事应当不回避困难和挑战。这一观点深刻揭示居官者要有担当作为的精神、格局、能力。

　　“事不避难”是衡量居官者是否贤能的试金石。一方面，“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后汉书·虞诩传》记载，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冀州朝歌县深受叛乱困扰，“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成为朝廷的“烫手山芋”。在朝廷为选派朝歌县令犯难之际，时任司隶校尉的虞诩，因此前在平定羌乱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刚直作风，进入朝廷视野。然而，当任命消息传出时，虞诩的亲友故旧皆忧心“朝歌盗匪猖獗，君往必危”。面对劝阻，虞诩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笑答，并以为“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最终，虞诩一举平定朝歌之乱，并在临终时坦言“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另一方面，居官者“因祸福避趋之”是为耻。明末时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外有后金入侵，内有农民起义，朝廷陷入深重危机。然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与官员却丧失担当精神，面对朝堂纷争，明哲保身，缄口不言；面对民生疾苦，敷衍塞责，搜刮民财；面对外敌与起义军，弃城而逃，苟且偷生。顾炎武目睹这一乱象，在《日知录》卷十三中尖锐批评士大夫群体的避事与苟活是为“耻”，“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事不避难”是成就事业之道。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前进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一切事业的成功都是“惟其磨砺，始得玉成”。其一，“居官者当事不避难”方能“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北宋王朝表面维持太平，实则积贫积弱的问题早已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此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试图革除弊政，却因阻力过大仅两年便失败。面对这一局面，时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苏轼作《思治论》，以史为例，论证不避天下之难才可达成远大目标。其二，“居官者当事不避难”方能以诚心凝聚力量。《列子·汤问》记载，冀州南部、河阳北部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长期阻碍附近之人的出行。北山愚公年近九十，仍召集全家“毕力平险”，不畏艰险，持之以恒，挖山不止。最终，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命夸娥氏之二子背走两座大山，“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作《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同样深刻诠释了“事不避难”的道理。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他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直面“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事不避难”的本质是勇于和善于担当作为，其中蕴含丰富内涵。其一，立高远之志，不“安于一隅”。王阳明于《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云，“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而立志在于高远，“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其二，持直面难题之勇，不回避矛盾、不畏惧挑战。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面对赵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局面，深知“胡服骑射”是强国之途，但重臣以为“变古之道，逆人之心”。对此，赵武灵王亲自登门劝说，直言“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之理，最终成功推行改革，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的强国。其三，胸怀解决难题之智，不盲动蛮干、不硬拼硬闯。东汉末年，诸葛亮怀赤诚之心，察天下大势，在《隆中对》中透过“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的混乱表象，精准分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现实格局，为刘备擘画“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的战略，在乱世中迎难而上，屡屡破局。其四，践不懈之行，不浅尝辄止、不半途而废、不为山止篑。尧舜时期，中原遭遇数十年大洪水，百姓流离失所。鲧用堵截之法治水而九年无果，后大禹临危受命接下治水重任。他摒弃旧法，在实地勘察水情基础上定下“疏川导滞”策略，随后带领百姓寒暑不辍地疏通河道、开凿山脉，即便工具短缺、粮食不足也未停步。治水十三年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使洪水经疏通后汇入大海，水患平息，使百姓得以重建家园、开垦耕作，华夏农耕文明趋向稳定。

　　“事不避难”需汇聚个人与社会的合力。于个人而言，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与使命，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始终紧密相连，以“事不避难”作为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要有“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的格局与作风，遇到困难挑战不推诿、不扯皮、不回避，积极承担、主动应对、务求实效，彰显个人涵养与品格；要有“不厚其栋，不能任重”的能力与本领，既要在有字之书中学习，又要在无字之书中淬炼，以获得诚正的心意、科学的方法、有效的举措，解决和克服困难挑战。于社会而言，既要营造担当作为的文化风气，传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箴言，使担当作为的精神、格局、能力融入民族血脉之中；又要以政策制度保障和鼓励担当作为。如中国古代在选官时，看重“有犯而无隐”的直臣，宋代曾设立言事官并作出“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承诺；在评价功过是非时，对因“视民如伤痛中肠，请蠲请赈不遗忘”而越权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官员不贬反升，让“事不避难”者有底气、有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