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思想，涵盖民主集中、调查研究、专家咨询、民主协商、决策执行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内容博大，逻辑严密，系统完整，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所在。从整体演进和脉络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思想的精髓要义是党委决定、实事求是、人民中心的“三位一体”。其中，党委决定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决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决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根本要求；人民中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是决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根本价值。

　　 一、党委决定是决策过程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党委决定中的党委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各非党部门的党组（党委）。党委决定源自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党委部门和非党部门中的党组（党委）行使自己的决策权。这种权力来自于党的领导地位，源自人民的衷心拥护。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决策方式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经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党，也不同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在中国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决策核心地位。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重大的问题都是通过党来决定的。国际国内事务的方针、政策都是由党制定的”[1]。

　　有了领导权才有决策权，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权。张闻天在1938年10月举行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提出：“每一地方的一切党、政、军、民的工作的领导，均统一于当地最高党部，以提高党的威信。在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中，造成党为一切工作的唯一领导者的信念。”[2]此时，党领导一切的思想已呼之欲出。1942年9月1日，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该决定指出：“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3]。党领导一切的方针原则从此确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强调党的领导。1952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4]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5]1958年1月，毛泽东再次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还说“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6]。这就明确了党委决定是党的领导的集中表现。1958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指出：“党领导一切，是一切问题根本的根本。”[7]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坚持。这从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及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定位，就能明显看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指出，“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还说“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8]。

　　党委决定既源自党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当下党的决策过程中的实际存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伟大斗争实践的结果。这种领导地位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决定者、主导者，决不是参与者、旁观者。中国共产党采取委员会制，因而党委决定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决策思想的根本原则。

　　党委决定体现在党的决策思想各方面，贯穿决策过程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思想包括关于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决策咨询、展开民主协商、经由民主集中、必须依法有序、搞好决策执行等方方面面。在这六个主要方面中，党的领导必须毫不犹豫坚持且须臾不可动摇，否则就会犯方向性错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是中国的领导机关。全国的大政方针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地方委员会执行。地方的方针政策由地方党委决定，下属部门负责执行。从决策思想角度看，党委决定是核心，是政治保障，是根本原则，侧重于谁拍板。非党部门中，中共党组拥有决策权。比如，教育部门的重大决策，应该先由教育部门的党组决定，然后再以教育部门的名义发出。决策过程中，由党委或党组决定既是中国实际、中国国情，更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党的运作机制本身决定。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则侧重于党委（党组）在拍板过程中要遵循的制度和原则。

　　党委决定必须经过民主集中，并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方法。民主集中和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民主集中是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和基本制度（注：2001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提出“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是党委内部会议议事和决策的基本制度”。），其中，民主主要是群众路线的表现，既有党内民主也有人民民主，意图是发挥党内外的积极性，但侧重于党内民主，注重维护党员的民主权利；这里的集中主要指意见和建议的集中表达，侧重于党内会议上对各种看法的综合研判。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制度设计，既是中国共产党决策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决策过程中的基本遵循。把党委决定作为中国共产党决策思想的根本原则，与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决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相悖。党委决定既反映了决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决策过程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涉及本根的原则问题，必须牢牢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决策过程中的制度安排，是对决策过程要实现的目标的一种制度保证。遵循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运用好民主集中制，才能确保党的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中是根本性制度，必须坚持；而党委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决策思想中是根本性原则，不容置疑。

　　党委决定能保证决策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事无巨细都抓在手上，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把方向排在第一位。这里的方向主要是指政治方向，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策过程中由党委决定，就能够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不渝坚持的，只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能确保决策的方向正确。

　　党委决定能保证决策的质量。决策质量关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政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全靠高质量决策。当代中国，党委决定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作出决定，也包括非党部门的中共党组作出决定。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地方委员会，还是中共党组，其运转都根据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展开，强调“四个服从”，做决定也有一套科学程序与方法。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能确保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强调“四个服从”能确保党的决策得到坚决执行。谈到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这一方法就是毛泽东曾专门撰文分析的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比如，既要学会弹钢琴，又要学会“抓紧”；既要做到胸中有数，又要发安民告示，等等。毛泽东说：“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9]

　　党委决定是做到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的政治保障。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要义和活的灵魂。人民中心是中国共产党践行自己根本宗旨的必然反映，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和重要内容。党委决定，自然会秉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为民初心。做到实事求是和坚持人民中心的党委决定，肯定是利国利民的决定，肯定是高质量决策。因而坚持党委决定，不仅能够保证决策的正确方向，还能够确保党的决策的质量。从此可知，党委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决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位置。

　　 二、实事求是是党进行决策时必须坚持的根本要求

　　实事求是既是指一种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也是开展工作的根本方法，对党的决策具有极端重要性。有研究者认为实事求是是“科学决策的灵魂”[10]，也有研究者把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决策哲学”[11]。从中国共产党决策过程看，实事求是是确保决策科学有效的重要基础、思想保证。决策过程中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就会让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符合、不对头，就不能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党情，就会犯超越阶段或落后时代的错误，就会做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就会导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遭遇挫折。正如毛泽东所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12]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宝贵结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进行了创新性解释，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延安时期，在给中国共产党培养中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题写校训时，毛泽东欣然写下“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年代曾犯或“左”或右的严重错误，一度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除了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艰难不易，领导人的工作方法有待改善、能力有待提高有关，主要是和少数领导人不能从革命实际出发、脱离实事求是有关系。无论是教条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其共同问题都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在于他眼睛坚决向下，紧盯中国实际，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一切因时因地灵活决策。这在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都有具体反映。尤其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3]。正是在研究哲学、创造性书写哲学的基础上，毛泽东愈发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秉持实事求是的决策风格。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有着很深厚的含义的。应该说，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邓小平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决策更是注重从实际出发。1965年6月14日，他同亚洲的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就指出，“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14]。在1978年6月2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角度出发又指出：“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5]9月16日，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又强调了实事求是乃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6]。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各级领导“要在具体决策时实事求是，力求稳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17]。江泽民、胡锦涛都非常重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强调要贯彻好落实好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如既往重视实事求是，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实事求是。2013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8]

　　正是因为具有接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实施改革开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敢于突破思想束缚的藩篱，才能够摆脱历史惯性，大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目标进发。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还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这都是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做出决策结出的累累硕果。

　　在中国共产党决策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作为其中的精髓要义之一，能为党委决定和人民中心提供根本态度、思想方法。党委作为决策过程的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唯此才能避免脱离实际，才能在决策中选出最优方案。人民中心作为党的价值追求、执政理念，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面临哪些困难。不实事求是，就会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错误，就很难接近群众、融入群众，也就摸不到实际情况。

　　 三、人民中心是党进行决策时必须坚持的根本价值

　　人民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着眼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思想观点，是贯穿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环节全过程的新理念新思想。人民中心的理念曾以不同的表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如一条红线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和建设史。

　　决策时坚持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伟力之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类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前进都赖于全体人民的付出。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没有哪个王朝和统治者能够阻挡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人民的意愿、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够科学决策、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质和为民宗旨决定着党进行决策必须坚持人民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时，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观点。这是中国亘古未有之言。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一以贯之，努力为之奋斗。这种宗旨意识贯穿和体现在党和国家事业的方方面面，自然在决策过程中也必须予以体现。

　　决策时坚持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决策的若干重要论述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决策的重要尺度。胡耀邦也指出：“现在中央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从人民的当前和长远的利益着想的。”[1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有一条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人为本。

　　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多次论述党的决策要以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比如，“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作决策、办事情、做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比如，“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各项决策既体现人民群众现实利益又代表人民群众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特殊要求”[21]。比如，提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真正做到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尺度”[22]。比如，“要切实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想问题、作决策、定政策要充分考虑广大劳动群众利益和承受能力，认真解决广大劳动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23]。再比如，“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24]。“要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政策和工作目标任务时充分考虑不同群众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就不干，绝不能干劳民伤财、违反群众意愿的事。”[25]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决策过程的为民导向，强调在决策过程中应时刻考虑群众利益。比如，2013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说：“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26]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识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27]。2015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重要决策方案，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能嫌麻烦、图省事。”[28]这些论述，足见中国共产党决策过程中坚持维护人民利益、时刻关注百姓的需求，体现了党的决策坚持人民中心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形成的决策思想中，坚持人民中心是党委决定和实事求是的价值支撑和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幸福。决策虽有科学不科学之分、有民主不民主之别，但执政党的决策应该秉持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在决策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进行科学高效的决策，就能够为人民增添福祉。不坚持实事求是，作出的决策必然脱离实际，就会伤害人民的利益。在党的决策思想中，坚持人民中心与坚持实事求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

　　党委决定、实事求是、人民中心，分别是从政治领导、思想方法、执政理念等角度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思想提供了本质规定性。党委决定是核心，决定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把党委比喻为一支乐队的指挥，党委要善于把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从而使党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客观实际，符合人民利益”[29]。从百年奋斗史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至今依然保持风华正茂，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决策时，体现了党委决定、实事求是、人民中心三位一体的精髓要义。这三个方面，犹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离开哪一个，党的决策思想就失去灵魂，就不能确保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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